1976年，我從北大荒回到城里。
兜里七塊三毛錢，一條破棉褲，一雙露腳趾的解放鞋。
我媽看見我，哭得直抖。
“建國，你咋瘦成這樣了……”
我沒說話。
瘦？那是餓的。北大荒零下四十度的冬天，一天兩個窩頭，還得扛兩百斤的木頭走十里山路。
不瘦才怪。
我爸坐在堂屋里，悶頭抽旱煙，半天憋出一句：“回來就好。”
回來是好，可回來也得吃飯。
我在街道辦登了記，分配工作遙遙無期。我媽在紡織廠，一個月工資十八塊五，養(yǎng)活一家四口，連咸菜都得省著吃。
我弟建軍，比我**歲，在機(jī)械廠當(dāng)學(xué)徒，一個月補(bǔ)貼八塊錢。
他看我回來，臉上閃過一絲不自在。
“哥，家里地方小，你先跟我擠擠?！?br>我說行。
那張一米二的木板床，兩個大男人躺上去，翻個身都難。
建軍半夜嘟囔了一句：“哥，你那呼嚕打得跟拖拉機(jī)似的?！?br>我沒接話。
在北大荒，我睡過雪地，睡過牛棚，睡過零下三十度的帳篷。
一米二的床，對我來說已經(jīng)是天堂。
我在家待了半個月，實(shí)在坐不住了。
每天看我媽數(shù)著糧票算計(jì)柴米油鹽，心里跟刀割似的。
我找了個破鐵桶，又弄了幾十斤紅薯，在南市口的街角支了個攤。
烤紅薯。
一毛錢一個，兩毛錢一個大的。
第一天賣了八毛錢。
我媽接過錢的時候，手都在抖。
“建國……”
“媽，沒事，我能養(yǎng)活自己?！?br>我媽背過身去，肩膀一抽一抽的。
日子就這么過。
春天賣烤紅薯，夏天改賣冰棍，秋天再賣紅薯，冬天就靠一個破鐵桶取暖，蹲在街角等生意。
南市口那條街，來來往往都是人。
騎自行車的工人，背書包的學(xué)生，拎菜籃子的大媽。
誰也不會多看我一眼。
一個烤紅薯的，有什么好看的？
我鄰居王嬸，那嘴跟刀子似的。
“哎喲，**老大回來了？在北大荒待了五年，連個正經(jīng)工作都沒混上？”
我笑笑，沒說話。
“我家小虎，上個月進(jìn)了鋼鐵廠，正式工！一個月三十二塊！”
她故意提高了嗓門，生怕全院聽不見。
我還是笑笑。
我媽在屋里聽見了，出來想說什么，被我攔住了。
“媽，別理她?！?br>我**眼圈又紅了。
這樣的日子，我過了四年。
從1976到1980，從十九歲到二十三歲。
四年里，我的烤紅薯攤從南市口搬到了火車站廣場。那邊人多，生意好一點(diǎn)。
一天能賺兩三塊錢。
夠一家人吃飯了。
我弟建軍在機(jī)械廠干了幾年，混上了正式工。
人也精神了不少，穿著藍(lán)色工裝，騎著二八大杠，在胡同口一停，小姑**目光唰唰往他身上飄。
他偶爾也來我攤上坐坐。
但越來越少了。
有一次，他帶了個姑娘來，路過我的烤紅薯攤，腳步頓了一下，然后裝作沒看見，拉著姑娘繞道走了。
我看見了。
沒說什么。
1980年冬天，我照常蹲在火車站廣場烤紅薯。
天冷得邪乎，滴水成冰。
我裹著一件軍大衣，那是我從北大荒帶回來的，補(bǔ)了六個補(bǔ)丁，但暖和。
下午三點(diǎn)多，廣場上人不多。
我正低頭往鐵桶里添炭，一輛黑色**轎車緩緩駛來。
**。
那個年代，能坐**的，不是將軍就是部長。
整個廣場的人都在看。
車停了。
就停在我的烤紅薯攤前面，不到三米遠(yuǎn)。
我抬頭。
車門開了。
先下來兩個穿軍裝的人，腰桿筆直，目光銳利，一看就是當(dāng)兵的。
他們環(huán)顧四周，然后其中一個走向我。
“同志，請問你是***嗎？”
我愣了一下。
“我是?！?br>那人回頭，朝車?yán)稂c(diǎn)了點(diǎn)頭。
后座的車門打開了。
一個穿灰色中山裝的中年男人走下來，頭發(fā)花白，但精神矍鑠。
他身后跟著一個年輕女人。
二十四五歲的樣子，穿著一件藏藍(lán)色呢子大衣，頭發(fā)扎成利落的馬尾，面容白凈，五官精致。
她看見我的一瞬間，眼眶紅了。
“李大哥……”
我看著她，腦子里像被什么東西擊中了。
那張臉，瘦了，變了，但那雙眼睛——
我永遠(yuǎn)忘不了那雙眼睛。
1974年，北大荒，暴風(fēng)雪。
七匹